我常常感觉到，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书店也有店格。这个“格”决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培育和酝酿才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我，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把我心目中三联书店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
我说“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年头确实不少了。在解放前，同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的几个书店，我都或多或少地打过交道。50年前，三联书店一成立，我当时从欧洲回来只有两年，立即像老友重逢一样，三联书店成为我关注的对象。首先，我是三联书店的读者，他们出版的书，只要与我的研究范围有关，我一定阅读。解放前，邹韬奋先生是民主斗士，不管他用什么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书，都充溢着新精神，促人向上，推人革命。解放后，这种向上的精神更为充溢。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书籍，增加了我知识库的内容容量，更新了我的知识面，振奋了我那前进的精神。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感激三联书店的。我想，广大的中国和外国的读者也会与我有同感的。
其次，我又是三联书店的作者。1946年我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匮乏，我在德国进行了10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无法继续下去。我被迫改弦更张；但是更改得不能太远，太厉害，因此我选择了同我原来的研究方向比较接近而中国又能提供丰富资料的研究范围：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有一本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就是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当时的三联书店同人民出版社是两块牌子，一个内容。我猜想，正统的严格遵循马列主义的书，就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非正统的不太遵循马列主义的书籍，就用三联书店的名义，以示区别。我的书当然不会属于前者，只能用三联书店的名义。老实说，这实在是正中下怀。
最后，我不但是三联书店的读者和作者，我还是她的编者。原来在若干年前，三联书店和美国哈佛燕京社签订了一份合同，联合推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受聘为学术委员之一。本丛书只收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要求颇高，审查极严。几年来已经出版了36种书，内容新而又深刻，因此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现在，中美两国密切协作，学术委员们也都能尽上自己的力量，把这套丛书办好。
我就是用上面说到的读者、作者和编者的三重身分，同三联书店打了50年的交道——实际上要超过50年。根据我半个世纪的观察、考查、思考、对比、分析、综合，我把我对三联书店的印象归纳为上面提到的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我使用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评论艺文、月旦人物的办法，不长篇累牍、刺刺不休地去评头论足，而是切中肯?，抓住要害，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表示我的意见，我并不是信口雌黄。
据说当前的中国出版界并不是很景气的。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据我这个不能算是内行人的看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社太多，出版的书籍太多。有一些大单位用种种化名创办出版社，他们为的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出的书又叠床架屋，重重复复，甚至互相抄袭，结果是读者上了当，一部分书业就会萧条。
我希望三联书店继续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戒骄戒躁，认真学习其他出版社的优秀之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永远前进，永远创新，用崭新的面貌迎接即将来临的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
